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辉映时代的双子星
可能在我们的观念里，马丁路德（宗教改革）是近代历史的考点，王阳明生活的年代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史了。但实际上，这两人竟然是同一个年代的人，就像乾隆和华盛顿原来是同一个时代一样。
王阳明生于1472年，卒于1529年，享年57岁。
马丁·路德生于1483年，卒于1546年，享年63岁。
二人同属于15-16世纪，年龄相差不多，王阳明大了马丁路德11岁，将近一轮了，自称一声“兄台”也不为过。
马丁·路德与王阳明一样，都主张个人信仰，反对外在束缚。二人在东西方世界的交相辉映，反映出伴随近代世界的历史狂潮缓缓拉开序幕，暴风雨来临前的历史气息，感染到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明。一些有识之士在这一时代大潮席卷之前，已受到深深的触动，于是奋而挑战原有的思想体系。
王阳明和马丁·路德分别掀起了儒学革新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潮流，举起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大旗，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平民地位的上升，对此后东西方的思想领域影响深远，堪称早期近代暴风骤雨中，引领东西方文明走向未来的双子星。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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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曲同工，结局大不同
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挑战了教会对《圣经》的解释权，路德新教主张“平信徒皆为祭司”。
王阳明的心学，则挑战了朱熹理学把持的对《四书五经》的解释权，主张的“人人皆可为圣人”。
两个人在同一时代，发出不同的曲调，但仍可谓异曲同工，皆是要在意识和思想层面打破权力者编织的牢笼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二人所发动的这场思想革命，对于中华文明和西欧文明的历史影响，最终大相径庭。
在中国，程朱理学很快收复失地，仍然是明清时期的正统意识形态，使得中国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国家形态。
这就是为什么提到王阳明，大家会觉得这是中国古代史，而不是中国近代史。
而在西欧，新教对天主教发起越来越有力的挑战，西欧由此掀起了近代化的世界浪潮，对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，形成巨大的历史冲击。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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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与马丁路德的跨时空对话
某位哲人说过，一切的历史，其实都是当代史。
意思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，除了纯粹为了兴趣而研究的目的之外，还有一个以当时代理念、价值、矛盾冲突重新审视过去，总结历史走向，指导未来前行方向的意思。
前面提到过，马丁路德很早就警觉“理性”的负面作用，如果他回到当代，也许会惊诧“理性传统”已经取代教会传统和圣经传统成为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本。
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理性本身，而在于人类习惯性的造神运动，建构起“理性一神教”——理性成为统治万有的唯一主宰和唯一标准，这个才是危险性的来源。
马丁路德打开了“理性”的潘多拉之盒，某种程度上又是给了人类一颗分别善恶树结的果子，吃了确实使人“眼目明亮”，在看见自身（启蒙运动）的同时，又再次失去了和上帝之间的传统联系（上帝已死）。
王阳明走的是另一条心灵路线，他把被人为割裂看待的天理和人心重新融合为一体，在他看来，知与行是一体的两面，没有行的知是“假知”，不是真知识——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。如果用辩证法来说，知行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。
王阳明的思维范式是一种整合式的思维，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此和彼本是同一个本体，这个正好是补足了理性思维的分析范式的短板。阅读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，对比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和灵修生活实践，会发现两者不是矛盾冲突，而是互补，互相启发，相互借鉴。
如果按照王阳明的思维方式学习圣经，或是做牧师传道，他可能会造就一大批知行合一的基督门徒出来，在各行各业里成为光和盐。
也许这就是让王阳明和马丁路德进行一场跨时空对话的必要性吧。
以上部分文字节选自赵现海《十字路口的明朝》，点击原文链接，可看《短史记|王阳明为何无法成为“明朝的马丁·路德”？》